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法定授权的地方自主权力行使，同样是中央权力下放的一种政策实践而非法定权力配置的结果，因为并无列举性的授权事项规定而仅有否定性的原则规定。
规范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国家法体系（包括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党虽然领导国家，并且与国家整合在一起，但并不像苏联党国整合模式那样完全整合在国家机器中，甚至借助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渗透到社会之中。
一方面党始终扎根社会领域，但不同于党国分离的宪政体制，党扎根社会不是基于选举利益的需要，仅仅考虑社会当下民意或者暂时利益需求，而是要求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及其长远诉求和整体诉求。更为严重的是，这两种片面倾向使得法治建设从解决社会纠纷的治理问题转化为政治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分散的社会利益的总代表，而且是社会道德、政治信仰乃至于人类终极使命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党的运作实际上比起选举型政党更加远离国家、独立于国家。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
第二，多元化法律秩序不再固守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概念，而是指向特定的社会目标，依据社会治理目标进行公共利益的政策衡量。中国共产党在发生学上的规范根源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而党章合法性来源于无产阶级承担起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新天道。在莱布尼茨几何学范式的基础上，沃尔夫的数学方法明确指出了概念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并且指出了精确定义概念的必要性。
中国法学研究者应当加大对第一原则的探寻及其正当性论证的力度。在欧陆法系中，罗马法成为了大学课程中的一个科目。(21)具体到法学中，数学论证是指运用几何学范式重塑法学，从而使得法学体系和法律论证方法更加具有确定性和说服力。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被教授如何通过案件寻找原则，那么这种学习方法就是在浪费时间。
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知识的融合，将演绎等几何学方法运用到法律推理和法学教学改革中，加快了法律的科学化进程。当然，同萨维尼相比，在将罗马法作为原则来源的问题上，以培根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法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理性和第一原则被认为可以更好地发现法律真理。参见[德]耶林：《法学是一门科学吗?(上)》，《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第153-161页。⑧在一些学者(例如莱布尼茨)看来，法学如同几何学，是一门具有演绎性质的科学。[2][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0)兰德尔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个层面上。第一，将自然法的不证自明作为其来源。另一位美国法学家霍夫曼将几何学范式和罗马法融合到了一起。在习惯法时代，规则的索引只能依靠适用者的记忆。
很多文献都是将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论著作为其正当性来源的支持，但是这些古典学者们著作中的论证方法与论点令人难以区分，所以并未能够有效地改变当时的混乱状况。(47)但是在上述这些涉及莱布尼茨几何学的文章和中文翻译类作品中，只是简单提到几何方法的作用，更多的是将莱布尼茨作为哲学家和数学家来对待，很少有对他作为法学家的专门论述。
参见胡玉鸿：《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65-171页。而这实际上可被视为是对自然科学属性中的系统性和确定性的论述。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法学的中国学派面临的一个挑战。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没有局限在自然科学家的小圈子中。See Paul.D.King,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revise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40. (11)当然，习惯法的缺陷并不是几何学范式得以发掘并发展的唯一原因，其它的原因还包括欧洲公民社会知识的觉醒以及17、18世纪时科学范式的兴起。法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几何范式等概念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一些学者在文献中其实已经基本涉及问题的本质，但是很遗憾，只是一笔带过而已。(41)Robert Stevens,Law School: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980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7,p.53. (42)例如关于民法典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是前几年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而演绎推理则是法律逻辑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加之《学说汇编》已经被认为是演绎推理第一原则的来源，所以演绎推理就成了当时的主导模式。(17)这种模型的具体内涵就是几何理性和数学论证，其外延则是三段论推理和科学论据的论证。
亦即，通过几何学方法来清晰地表达原则和法条，并且精确地定义概念这导致在英美法系中，关于体系性构建，出现了自上而下之外的自下而上的方法。
他们抛弃了中世纪习惯法的法律渊源，对罗马法进行阐释，并着重于法律体系和法典结构的研究。(39) 对于梅斯而言，演绎推理是属于科学分析的一个层面。
(51)而对于英美法系而言，这种理性的学院派方法成了一种创新之举。See Barbara J.Shapiro,Law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Stanford Law Review,Vol.21,No.4(1969),p.727. (12)See Alan Waston,The Making of the Civil Law,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79. (13)当然，《国法大全》本身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其内容有诸多重复之处。在当时的英格兰和美国，普通法的传授主要还是采取师徒作坊式的模式。有学者在论述公理法时，总结了卢梭、布莱克(Donald Black)和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论点，(49)但对于文章得出的结论以及所依据理论本身的来源是什么，则少有论述。
他没有完全否定普通法传统或全盘接受罗马法，而是在尊重本国传统的基础上，借鉴罗马法的几何学范式进行改良，他的著作也因此被视作将大陆法系的理念向美国的法理传统渗透的一个渠道。中国法学研究者应当加大对第一原则的探寻及其正当性论证的力度。
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没有被教授如何通过案件寻找原则，那么这种学习方法就是在浪费时间。【关键词】几何学范式/法学/自然科学属性/第一原则/演绎推理 就法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学者们根据其自身对何谓科学的不同界定，而持有不同的观点。
(22)基于此，他指出，自然法，作为道德责任序列之一，其数理体系，都是从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推理而得来的(23)。这种结论不但需要严谨的逻辑推理，同时也需要正确的假设前提。
为了避免这种消极后果，所以需要体系性。罗马法内生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使得它很容易接受哲学的理念和指导。(42)不过客观而论，中国学者还只是认识到了几何学范式的表现形式而已，对于体系性和演绎推理也只是从其必要性来论证，(43)而少有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这两者存在的正当性。第一，将自然法的不证自明作为其来源。
(33)奥斯汀的论证与斯图尔特一样，他们都希望通过理性的演绎方式得到真实的结论。(14)当时原则的主要来源就是《学说汇编》。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通过规则来裁判案件，我们要记住的是原则和方法，而非单纯的个案。目前中国法学界在对几何学范式的运用上，由第一原则和原则来源引出的问题应当要首先予以解决。
同时，为了与实践中律师会馆的教学模式相竞争，他们也必须创造出一些概念，来让学生相信，通过大学教育能够获得特殊的经验和地位。(36) 梅斯成功地将几何学范式融入了教学法中。
